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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美彪先生的学术与学风

时间:2019-05-19 12:37 点击: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中国人自古重视历史研究,历来强调以史为鉴,我们的前人留下了浩繁的历史典籍。

  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中国人自古重视历史研究,历来强调以史为鉴,我们的前人留下了浩繁的历史典籍。在史学领域辛勤耕耘六十余载,从《元代白话碑集录》《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到《中国通史》,再到《中国通史简本》《中华史纲》,蔡美彪先生用自己一部部呕心沥血之作,诠释着一位历史学家的主流价值与家国情怀。客观与微观相结合,理论与史料相结合,渊博与专精相结合,天才与勤奋相结合,是他一生学术的真实写照。

  今年是我的授业师蔡美彪先生诞生九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举行蔡美彪先生《元代白话碑集录》(修订版)新闻发布座谈会,南开大学、中国元史研究会举办庆祝蔡美彪先生九十华诞元史学术研讨会,都是很有意义的活动。我自1991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跟随蔡先生攻读中国古代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毕业后留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通史室,在蔡先生身边工作。虽然一年后即调入中央机关,但仍然与蔡先生保持着密切联系,也参与了一些他主持的学术活动。这里将我感受较深的往事和我对蔡先生治学的理解写下来,以表达我对先生的敬意。

独立思考与无私奉献——蔡美彪先生的学术与学风

资料图片

  一

  据我所知,蔡先生早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学习时,即致力于辽金元史的研究,1947年以来陆续写文章发表。1949年考取北京大学研究生,1950年兼任助教,在北大文科研究所金石拓片室工作。当时,艺风堂、柳风堂及北大旧藏拓本近三万张,未经整理编号,都堆放在蔡先生工作室的书架上,可以随时检阅。

  识辨元碑是一件很苦的差事,需要把拓片铺在地上,跪地伏视,或者悬挂在书架上抄录。蔡先生从中拣出白话碑文拓本,与已知金石书刊录的碑拓汇编注释,编为《元代白话碑集录》一书,1955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2017年又加修订再版。修订版没有增加碑文,但增补了拓本图影,增加了题解,最重要的是重写了碑文的注释。蔡先生说,他平生出的第一本书就是《元代白话碑集录》(初版,1955年),最后一本书也是《元代白话碑集录》(修订版,2017年)。修订版《集录》是他的收山之作,修订版和初版之间相隔已有六十余年。

  蔡先生的另一显著成果是对八思巴字文献的研究。元世祖时,吐蕃僧人八思巴奉命依据藏文字母改制成拼写蒙古语和汉语的拼音字母,元代称为“蒙古国字”或“蒙古字”。1930年,苏联学者龙果夫(A.Dragunov)依据所见蒙古字碑文进行古汉语研究,称其为“八思巴字”,为当代学者所沿用。

  语言学家罗常培先生曾得到陈寅恪先生惠赠的英国收藏抄本《蒙古字韵》的照片。这是一部前所未见的八思巴字与汉字对照的字书。蔡先生又在北大文研所陆续发现了一批八思巴字碑拓,在北大图书馆发现了馆藏元至元刊本蒙古字《百家姓》。罗先生和蔡先生对这些新发现的资料做了整理和考订,编为《八思巴字与元代汉语》,1959年出版。2004年,蔡先生把罗先生校勘《蒙古字韵》的遗稿和他所编的八思巴字字汇补入本书,作为增订本再版。

  关于八思巴字拼写蒙古语的研究,1941年苏联学者包培(N.Poppe)的名著《方体字》奠立了基础。包培在书中阐明了八思巴字音写蒙古语的构制体系,使八思巴蒙古字成为可以识读的文字。但包培当时所据文献只有四篇碑拓,资料有限。蔡先生长期从事八思巴字的研究,最重要的成果即2011年出版的《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

  《八思巴字碑刻文物集释》收集了二十四篇碑拓和若干文物,资料大为丰富。所做的工作仍是对碑铭的注释,但侧重在汉译词汇的考索和历史文献的求证。即考释不再限于语言的辨析,而涉及历史学、文献学,扩大了研究范围,深入挖掘了八思巴蒙古字多学科的价值,成为这些学科可资利用的史料。20世纪以来,苏联、法国、波兰、匈牙利、日本等国都有学者关注八思巴字文献的研究,蔡先生把这方面的研究推上了一个新台阶,引起国内外同行学者的高度关注和好评。

独立思考与无私奉献——蔡美彪先生的学术与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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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蔡先生常说,学术研究不能投机取巧。不能尽选择容易写作、容易发表的课题。要面对学术界未解决的问题,攻难关、做难题。蔡先生的文集《辽金元史考索》中收入了多篇解难攻关之作。试举数例如下:

  辽史问题多材料少是公认的难题。蔡先生关于辽史的一组文章,从“契丹的部落组织和国家的产生”到“辽代后族与辽季后妃三案”,独辟蹊径,从契丹氏族部落的形成与演变的探讨,对辽代从建国到亡国的历程做了深入的剖析,使一些疑难得以通解。

  辽金史料中的“阻卜”或“阻”历来不得其解。王国维提出“阻卜”即鞑靼之说,曾引起学界的争议。蔡先生在辽代哀册和金代碑文中发现鞑靼的记载,与史料互证,撰为《辽金石刻中之鞑靼》一文,为“阻卜”即鞑靼提供了确证。此文在1947年创稿,20世纪50年代初先后在香港出版的《学原》杂志和北大《国学季刊》发表,得到国内外学者的赞许。

  辽金元史的“乣”和“乣军”也是长期争议费解的难题。蔡先生对三朝有关纪事作了纵向的考察,又对汉语、蒙古语、波斯语称谓做了横向的比对,经过缜密的考证,撰为长文,确认“乣”应读如“札”,是对边疆部民的泛称。进而对乣军的形成和演变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做了系统的论述。文中提出成吉思汗的封号“札忽惕忽鲁”即是乣军首领。

  成吉思的释义,长期没有确解。较为流行的有“强盛伟大”“强者”“海洋”“勇猛刚强”等。蔡先生从汉人的谥法制度、尊号与谥号、蒙语与汉语等多个视角进行综合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圣武”应与“成吉思”名号同义,“成吉思汗”原义即“雄武之王”。

  元世祖时的阿合马被杀案,涉嫌汉人众多。汉文记载不详,但明确记录被处置的主犯是张易、王著。波斯拉施特《史集》记此案的主谋是“gaufin-jan”,汉译“高平章”。历来中外研究者和译者都因此名不见史籍而感到困惑,做过各种推测。蔡先生研究的结果,波斯文g是j的误写,将“赵平章”误作“高平章”。而原文作“赵平章”又是将经历近似的赵璧和张易误混为一人,实为张易的误传,从而解答了多年存在的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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