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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童蒙教育何以影响深远

时间:2019-03-22 17:10 点击:
两汉童蒙教育将汉政权主张的主流价值观念内化为大众的行为规范,对维系社会的长治久安起到了重要作用 童蒙教育的成功与否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未来。有学者指出,“任何一个国家,要稳定和发展,必须有凝聚全体社会成员的精神力量,其中包括共同的社会理想和

  两汉童蒙教育将汉政权主张的主流价值观念内化为大众的行为规范,对维系社会的长治久安起到了重要作用

  童蒙教育的成功与否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未来。有学者指出,“任何一个国家,要稳定和发展,必须有凝聚全体社会成员的精神力量,其中包括共同的社会理想和道德规范,为公众所认同的价值观等”。凝聚全体社会成员的精神力量从何而来?如何获得?这是任何政权都必须面对和回答的重大问题。实践表明,凝聚全体社会成员的精神力量不可能自发获得,也不可能先天养成,而是要靠后天的持续培养,这就必须高度重视教育,特别是童蒙教育。

  西汉初年的政论家贾谊认为,童蒙教育对一个人思想品德、理想信念以及价值观的形成至关重要。他说,“夫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绝恶于萌芽,起教于微妙”,倡导社会要高度重视童蒙教育。

  两汉时期的国家主流价值理念,不仅是推动两汉400年永续发展最深厚、最重要的力量,也是今天我们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值得关注的、最值得汲取的精神养分。大量史实揭示:两汉的教育实践始终与统治者的治国思想相一致。换言之,汉王朝倡导什么价值观,两汉的教育就极力塑造什么精神;汉政权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汉代的官学、私学乃至家庭教育就努力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汉代国家政权倡导的主流价值理念至少包括:矢志爱国、先国后家、孝亲敬老、秉公执法、廉洁自好、勤劳俭朴等。出使匈奴被拘留19年而须臾不失汉节、坚贞不屈的苏武,投笔从戎经略西域近30年的班超是矢志爱国的典型代表;谢绝汉武帝赏赐的豪华府邸,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为己任的霍去病则是汉代“先国后家”的传神写照。孝亲敬老、秉公执法、廉洁自好、勤劳俭朴既是自天子而及百姓的行为规范,也是朝廷辟除官吏的法定标准。

  汉以孝治天下,以尊老为国策。汉自立国之日起,就大力倡导孝亲敬老,汉代帝王多有下诏表彰孝行和关爱老人之举措。如汉文帝曾下诏云,“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还派遣谒者赏赐和慰劳天下三老、孝、悌、力田、廉吏等人,为天下百姓树立起“身边的榜样”和“学习的楷模。”作为儒家经典和启蒙读本的《孝经》,在两汉时期享有崇高的地位,人人都要读《孝经》,包括儿童和成人、文士和武夫,甚至包括外国留学生。如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临终前嘱咐司马迁要继承他未竟的事业时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此孝之大者”。

  两汉时期的主流价值理念不仅是国家层面的一种精神指引,更是通过各种途径化作臣民的行动指南。汉自立国开始,便在最基层的社会组织“乡”中设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其中“三老掌教化”,专门负责把国家主张变为社会基层的行动指南,让国家的主流价值观念深刻渗透到两汉蒙学读物中,并传播到基层社会的每个角落。这些精神理念一旦形成,便以其强大的力量规范和调节着人们的行为方式。

  汉文帝时,年仅15岁的弱女淳于缇萦上书文帝,愿入官为奴以赎父罪,她的勇气和孝心感动了文帝,最终赦免了其父罪行,并废除了肉刑。汉武帝时的风云人物张汤,自幼便展现出对法律的喜好和杰出的才干,一次因老鼠偷食了家里的肉,便掘洞逮鼠,上演了一场像模像样的“张汤审鼠”的“审判秀”。桑弘羊年仅13岁,以善于心算、精于运筹受到汉武帝的重视,被任为侍中。奇才怪杰东方朔13岁“学书”、15岁“学击剑”、16岁“学《诗》《书》”、19岁“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东汉的开国名臣邓禹“年十三,能诵诗,受业长安”;其孙女和熹皇后邓绥6岁晓《史书》,12岁通《诗》《论语》。哲学家王充6岁便开始读书写字、8岁入小学,随后“受《论语》《尚书》”;在京师洛阳读书时,因家贫无书,常常市肆博览、过目辄诵。《汉书》和《封燕然山铭》的作者班固9岁能属文、诵诗赋。汉明帝时的著名经学家范升9岁能“通《论语》《孝经》”。伏波将军马援的侄孙马续聪明好学、博览群书、文武兼修,7岁能通《论语》、13岁明《尚书》、16岁治《诗》。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少年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如此众多的有为少年,其睿智多知、志向远大,如果不是接受了良好的童蒙教育,便不会有如此卓越的表现。

  两汉童蒙教育对后世影响深远

  历史上最享盛名的童蒙读本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其中以《三字经》为甚。在《三字经》不大的篇幅中,引用了21位人物的事迹,其中6位为两汉人物,这足以反映出两汉童蒙教育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三字经》中说:“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弟于长,宜先知。”“披蒲编,削竹简。彼无书,且知勉。”“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蔡文姬,能辨琴。谢道韫,能咏吟。”

  《三字经》中的“香九龄”是指东汉江夏人黄香,以至孝称于乡里,九岁丧母,思慕憔悴,家境寒微,对父亲躬执苦勤,尽心奉养,后博学经典,究精道术,善著文章,京师称赞他为“天下无双江夏黄童”,后终成国之栋梁,官拜尚书令之职;而“黄香孝亲”的事迹也被选入《二十四孝》故事。“融四岁”是指东汉大学者孔融;“披蒲编”是指西汉名臣路温舒;“削竹简”是指西汉布衣卿相公孙弘;“如负薪”是指西汉名臣朱买臣;“蔡文姬”是东汉末期名臣蔡邕之女,才华斐然。《三字经》选取的这六位两汉人物,均为孝亲敬老、勤学不辍的典范,他们品德高尚、积极进取、富有才干、效命国家,不仅是汉代朝廷倡导和树立的典型人物,而且穿越了时空界限,对任何时代和政权而言,都极富教育意义。

  总体来看,两汉童蒙教育在将汉政权主张的主流价值观念化为大众的行为规范、思想观念方面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有效维护了汉政权稳固和汉代社会的长治久安。正是意识到童蒙教育的独特作用,汉政权对包括童蒙教育在内的文教事业高度重视。一方面,汉朝廷不仅“立太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化于邑”,建立了一套遍及全国的童蒙教育体系;而且“劝学兴礼,崇化厉贤”,努力营造“尊师而重傅”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汉朝对童蒙读本的编撰和童蒙教育的实施极为重视。童蒙读本基本都是由当世一流的名士大儒担纲,其编写的读本内容正确,体现了国家意志,符合童蒙的学习特点和成长规律。同时,汉朝还设置了自中央到地方的专门机构和人员,持之以恒地负责教化施行,确保了童蒙教育的广度、深度和实际效果。这些有益做法和实践探索,对后世开展基础教育和素质教育、铸造民族精神不无启发意义。

  (作者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童蒙文化史研究”(项目编号:16ZDA121)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王子今:《秦汉儿童的世界》,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

  ②乔卫平、程培杰:《中国古代幼儿教育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9年。

  ③徐梓:《中华蒙学读物通论》,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④张小锋:《秦皇汉武》,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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